Vol. 5, No. 4, October, 2012
第 5 卷第 4 期 2012 年 10 月
Vol. 5, No. 4, October, 2012
国 际 高 等 教 育
学者工资和聘用合同：全球比较
交换与流动
东欧与中亚的高等教育
非洲的高等教育
中国的高等教育
其他国家与地区的高等教育
关于学者的工资和聘用合同：我们知道些什么？
Xxxxxx X. Xxxxxxx、Xxxx X. Pacheco
Xxxxxx X. Altbach：美国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国际高等教育中心（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终身教授、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
Xxxx X. Xxxxxxx ：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研究助理电子邮箱：xxxxxxxx@xx.xxx
学者的工资收入及学者的任命和升职条件，是影响学术职业幸福感以及学者对大学贡献程度的重要因素。如果不能提供足够的薪水，大学就很难吸引到顶尖的学者，并迫使从事教学工作的学者们寻求校外兼职，将精力从学术工作分散到其他工作中。另外，如果不能提供合适的聘用合同和任命制度，学者们就会感到其学术自由和职业的稳定性难以得到保障。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一个国家的工资水平会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学术界产生影响，因为教授们可能更倾向于到工作收入和工作条件最为优越的国家寻求就业机会。
然而，不论是特定国家还是国际比较方面，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资料都十分有限。目前，由于各个国家的数据通常难以获得，外汇汇率和生活水平也各不相同，多国间的比较研究非常复杂。本研究主要利用购买力评价对分布在四大洲 28 个不同国家的学者实际工资进行比较研究。
工资薪酬
与预期相同，本研究发现不同国家的学者工资水平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一般来说，经济发达国家的学者工资水平较高，但不同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差异。英语国家
学者工资普遍高于欧洲大陆其他语言国家。例如，俄罗斯和前苏联国家虽然经济发展比较繁荣，但学者们的收入则较低。令人意外的是，印度学者的工资水平相对较高。而中国虽然加大了对高等教育领域尤其是对研究型大学的投入，但学者的平均工资水平基本处于 28 个国家中的最低水平。
此外，许多国家的学者工资水平并不能显示其全部收入状况。美国大学学者的收入基本是由学校所支付的工资和津贴所组成，但仍然包括其他收入来源。中国大学对学者发表文章、参评额外考试和其他学校的工作给予了一系列的附加福利。北美和西欧学者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学校工资，但世界许多其他国家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一些国家的学者工资无法负担起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仍然需要其他收入的补贴。在这些国家，校外兼职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许多学者选择在多所大学教学。实际上，许多国家蓬勃发展的私立高等教育部门的大部分教学活动，是由公立大学的教授们承担的。
聘用合同
对于学者们来说，学术任命的条款和条件，以及晋升机会也都非常重要。在本研究所涉及的 28 个样本国家中，很少国家为学者
提供正式的终身学术职位，学者的学术自由和工作安全很难得到有效的保障。研究发现，基于严格评估基础上的终身教职制度，仅存在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南非等国。只有xxxxx在录用学者和学术人员时，就授予其终身职位。除此之外，欧洲内陆国家的一些公立大学为学者提供公务员级别的待遇，也能给学者们确定的工作保障。实际上，在大多数国家的大学，很少严格地评估或辞退学术人员，学校和学者之间实际上已经建立起“事实终身制”的长期雇佣关系。
不同国家大学聘用学者或授予类似终身教职的要求各不相同。拥有博士学位是许多国家招聘大学教师的必要条件。在一些欧洲国家（捷克、法国、德国和俄罗斯），除博士学位之外，成为教授资格还必须取得“特许任教资格”（habilitation）。而在其他一些国家则仅需拥有学士学位就可被聘用为大学教师。但目前这些国家对学者文凭和资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虽然没有法律条规的硬性规定，硕士学位也逐渐成为大学教师的最低学历要求。
国际流动
那些为学者提供高工资的国家，在很多方面得益于欠发达国家学者的流入，尤其是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沙特阿拉伯、美国等国。相反的，那些工资较低的国家，例如亚美尼亚、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等国，则成为大学教师的“输出国”。这些国家为改变这一情况，吸引和留住国内外学者，不得不制定新的政策来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中国和沙特阿拉伯等国积极从英语国家引进海外或本国移民学者。在中国，这一举措导致本土学者
和海外引进学者的收入之间产生了巨大差异。此外，还有一部分国家既是学者“输出国”，又是“输入国”。例如，南非在从其他非洲国家吸引学者的同时，也在向英国、澳大利亚、美国等英语国家输送学者。
结论
本文揭示了关于学术职业的一系列事实。研究显示，一些英语国家，如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南非以及美国，为学者们提供了合理的工资、完善的工作保障和透明的职业发展结构。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也通过为学者们提供优厚的工资和工作环境，使学者拥有公务员级别的待遇。但是同上述国家相比，在前苏联国家、中国、拉丁美洲国家
（不包括巴西）、尼日利亚等一些国家，学者们的工资普遍较低，且劳动合同缺乏透明度。而同样是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则不属于此类国家，为学者们提供了较为合理的工资水平。
本研究通过国际比较呈现了世界各国学者收入的部分现状，研究发现几乎没有国家能够为学者提供特别具有吸引力的薪酬水平。对于研究涉及的 28 个国家来说，学者工资较低的问题同这些国家在全球知识经济中所承担的中心作用是不匹配的。在学者收入较低的国家，如中国、俄罗斯、亚美尼亚、埃塞俄比亚等国，学术这一职业正面临着xx的危机。在这些国家，成为一名学者并不意味着其在本国知识经济中的精英地位，而仅仅是本国经济发展中技术劳动力大军中的普通分子。
作者注：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由xxx• G• xx巴赫（ Xxxxxx X. Xxxxxxx）、xx
• 瑞丝xx（Xxx Xxxxxxxx）、xxx• xx科
xx（Xxxxx Xxxxxxxxx）、xx戈利• xx希
xx（Xxxxxxx Xxxxxxxxxxxx）及xx• X·xxx（Xxxx X. Xxxxxxx ）编写的著作《高校教师收入：工资与合同的全球比较》（Paying the Professoriate: A Global Comparison of Compensation and Contracts）一书。具体数据请访问该项目网站 xxxx://xxxxxx.xxx.xx。该研
究项目由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和俄罗斯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制度分析实验室
（Laboratory of Institutional Analysis）合作完成。
后苏联国家高校教师聘用合同：相同的特点、不同的未来
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
Xxxxxxx Xxxxxxxxxxxx：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National Research University–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校长顾问
电子邮箱：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 Xxxxxxxxx：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副校长
几十年来， 后苏联国家（ Post-Soviet countries）大学的治理、评估和财政分配一直遵循着同样的准则。虽然这种情况最近有所变化，但作为大学的核心元素，高校教师的聘用合同在前苏联国家仍保留许多共同点。本研究在分析亚美尼亚、哈萨克xx、拉脱维亚以及俄罗斯等国家学术职业具体数据的基础上，发现后苏联国家学者的聘用合同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相同的趋势。
高校教师应该提供些什么？
后苏联国家高校教师的聘用合同反映，许多大学基本的教育实体是围绕教学过程建立的。因此，高校教师的聘用合同或多或少都明确描绘了后苏联国家教师的教学负担和教学责任，且合同对绝大部分的评估和报告活动进行了规定。而由于从事科研很少得到回报，且教学负担过于沉重，因此教授职位对后苏联国家的学者们基本没有显示出任何激励作用。相比其他国家，教学对后苏联国家学者收入的影响更为明显。在俄罗斯、亚美尼亚等国，大学教师则不愿意参与学术咨询方面的工作，而更愿意从事非学术性的工作。
高校教师的工资如何？
同大学外的其他职业相比， 后苏联国家学者的工资水平普遍较低。其中，不但包括了助理教授、讲师等初、中级职务岗位，也包括了副教授、教授等高级职务岗位。实际上，在所有的发达国家，高校教师的工资收入通常较低，但却有较高的非货币性福利，这种现象已非常常见。然而，即便如此，后苏联国家学者的待遇仍然偏低。这一现象形成的原因之一是后苏联国家的经济基础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比较薄弱。但这一原因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即使使用人均生产总值对数据进行调整，后苏联国家的高校教师收入仍然低于发达国家的两倍之多。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印度等国虽然人均生产总值同样比较低，但是相比本国其他职业，大学教授的收入则相对较高。
收入来源
由于后苏联国家的高校教师薪资水平较低，正常生活水平很难得到有效保障，因此大学教师从事兼职工作成为一种常见现象。许多学者不得不在几所大学中同时授课、进
行私人授课，或主动在一所大学中承担更多的教学任务。还有一些学者利用其正职所在学校（薪资水平较低）的声誉，在声誉不高但工资水平较高的盈利性大学赚取时薪。
苏联解体后，许多后苏联国家放弃了校级入学考试，改为政府统一的入学考试体系。虽然这一方式还没有被广泛应用，但是由于各收入阶层的学生为应对统考、提高入学机会，对私人教师的需求大大增加。
附加福利：工资以外的报酬
虽然后苏联国家的高校教师聘用合同与发达国家在很多方面都不相同，但是大学为学者提供的工资以外的报酬则基本相同。大学教师们能够享受长假和退休基金，假期成为那些在高度教学压力下仍然拥有学术梦想的教师们从事科研的唯一时间。但后苏联国家仍然未能提供住房和贷款等潜在福利。在前苏联时期，与企业界的职员相比，学者能够得到更好的非货币性福利和更高的社会地
位。因此，那时学术职业能够吸引到最优秀的毕业生，并能够为他们提供较好的薪资、较高的社会地位、丰富的奖励以及清晰的职业前景。今天，后苏联国家的大学为学者们尤其是青年学者们提供的工作条件并非如此，有潜力成为优秀研究者的毕业生大多选择从事非学术职业或选择到海外大学工作。是否能够采取合适的激励措施以及选择何种政策是影响俄罗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问题。
许多后苏联国家正在经历巨大的人口危
机：由于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许多人没有勇
气抚养孩子，出生率极低，造成目前 16 至
19 岁左右的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很低。特殊的人口结构导致了大学之间对优秀学生甚至一般资质学生的激烈竞争。面临这一问题，大学管理者借此机会通过移除弱势机构及其廉价文凭进行大学改革。在这一过程中，对聘用合同的改革是高等教育领域激励现有学者和吸引优秀青年学者的重要成功因素。
西欧国家的学者工资
Xxx Xxxxxxxxx
荷兰特文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wente）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Studies）高级研究员
电子邮箱：x.x.x.xxxxxxxxx@xxxxxxx.xx
在 2011 年“促进经济增长和工作发展
— — 欧洲高 等教育 体系 现代化进 程”
（Supporting Growth and Jobs—an agenda for the Modernisation of Europe’s Higher Education Systems）的通报中，欧洲委员会
（European Commission）再一次号召欧洲大
学改革人力资源政策，奖励卓越的教学和科研活动，增加学校的学术自由权利。欧洲大学需要制定灵活、开放和透明的聘用程序，提供具有吸引力的学术职业发展前景。如果不能为学者们提供合适的职业收入和承诺，欧洲大学将很难聘用到最优秀的学者，从而进行最优质的教学和研究活动，也很难促进欧洲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知识驱动地。
工资水平
在比较国家间学术职业的吸引力时，工资水平是首要考虑的因素。要进行有意义的比较， 必须根据不同国家的购买力指数
（Purchasing power index）对各国学者的工资差异进行调整。
最近出版的《高校教师收入：工资与合同的全球比较》（Paying the Professoriate: A Global Comparison of Compensation and Contracts）一书对欧洲国家和美国三个层级的学者平均收入进行了国际比较。其中，三个层级分别为：初级包括讲师和助理教授、
中级包括高级讲师和副教授、高级为正教授。结果显示，欧洲各国的学者收入有很大差异。英国大学的学者收入与美国基本相当。就初级学者的工资而言，英国低于美国（英国为 4100 美元，美国为 5000 美元），但对于中级和高级学者来说，情况则不完全一样。英国大学中级学者的平均工资为 5900 美元，美国
超过 6100 美元。对生活费用差异进行修正后，英国大学高级学者的平均工资比美国同行高出 1000~8000 美元。在德国，三个不同层级学者工资间的差异小于美国和英国。德国学者的工资水平位于 4900~6400 美元之间，与挪威基本相同。而荷兰不同层级学者之间的差异则类似于英国，每个层次学者的工资比同级的英国学者低 500 美元左右。
由于法国的国家职业结构（ national career framework）及其较低工资水平，其学术职业对海外学者的吸引力也较弱。在所有三个层级上，法国大学的教师工资均比美国低 2500 美元左右。法国大学的聘用活动由国家机构基于全国情况统一进行管理，大学不能独立制定工资政策，但这一情况最近已有所改变。
奖金和福利
近来，大学开始实施基于教学和研究绩效的奖金体系，同时，也开始实施新法规，以增加学术自由，并显示学者间表现的差异
性。德国也开始实施这类绩效奖金制度，现在看来只有 25%的德国教授能够获得奖金。仅计算工资并不能精确反映学者的整体
收入，还需要从更广泛的角度对学者收入进行衡量。除工资外，学者收入还包括福利和津贴。部分附加收入是通过劳动力市场集体协商决定（如荷兰）的，并建立在学者家庭地位以及有关养老金、育婴假、健康保险等国家规定的基础上。其余津贴，例如德国学者享受的绩效工资，则是由个人同大学的谈判技能水平决定的。
学术合同与职务
许多欧洲国家的大学出现了聘用更多的固定任期教师和兼职教师的趋势。在德国大学，聘用续约的条件非常严格，以至于学者们在合同结束时通常被迫离职。对年轻研究者来说，“升职或离职”是学术职业的基本规则。通常，当学者们通过发表学术著作和公开演讲获得博士后资历和教学资格后，才能够终身享受公务员级别的教授待遇。讲师和博士后等其他类型教师获得的薪水和工作保障相对要少得多，将近三分之二的讲师和博士后签署的是固定任期的临时聘用合同。为缩短获得教授资格的时间，并试图取消“特许任教资格”（habilitation），德国大学设立了初级教授（junior professorship）这一职位。为避免“学术近亲繁殖”，初级教授必须在其他学校至少任职六年。但是至今，德国的初级教授并没有达到预期数量。“跳槽”到另外一所大学是获得教授职位、提高工资收入的典型方式。接到其他大学的职位邀请，成为学者同原学校进行薪水、职位以及其他资源谈判的资本。由于丰厚的社会保险和福利，同其他国家相比德国学者的收入是非常可观的。但是不确定的职业前景造成德国大学对
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的吸引力欠佳。
学术自治
比起法国，英国大学在聘用决策和薪水制定中自由度更大。不像欧洲其他国家，英国学者并不享受公务员待遇。经过 20 年持续不断的市场化，英国大学现在为学者提供了更高的薪水和更好的待遇，对高水平学者的竞争也变得日趋激烈。不同大学的聘用政策、奖励和晋升指标各不相同。其中，通过定期评估确定学者的研究表现，是影响工资和升职最重要的因素。同时，大学还要通过研究设备和实验室等非货币性报酬吸引顶尖研究人员。近年来，英国大学学者的工资和福利得到了极大提高。但由于最近政府削减了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英国大学是否能够继续负担学者们高额的工资和补贴仍未可知。最近三年，英国的兼职教师越来越多。未来能否留住高水平学者是英国高等教育体系面临的主要挑战。
国际竞争
同英国一样，荷兰高等教育部门也经常聘用海外的优秀学者。这不只是由于荷兰新引入的高额工资水平和其他福利奖金，还得益于荷兰大学卓越的研究水准和高等教育体系的开放性。荷兰大学学者的工资和待遇水平是由大学和学术职业工会协商决定的。大学和工会最终共同达成的劳动协议也为大学确定学者的工作任务和任期留下一定的自由空间，并逐步将绩效工资的增加与学者年度评估的表现相挂钩。荷兰开始出现大学独立确定劳动合同的趋势。这些根据学校不同需求确定的灵活的聘用方案使荷兰大学的学术工资条件更具吸引力。随着对高级学者需求
的增加，如何保障学者利益并留住高水平学者是荷兰面临的重要挑战。
为吸引更多的海外学者、留住不同年龄的优秀人才以促进欧洲经济发展，xx工资
与包括个人发展所需的条件、合理的学术独立性在内的非货币性奖励之间的关系是欧洲大学面临的重要挑战。毕竟，金钱并不是促成学者工作幸福感的唯一因素。
印度教授工资的趋势和问题
N. Jayaram
印度孟买塔塔社会科学研究院（the Tata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教授电子邮件：xxxxxxxx0@xxxxxxxxxx.xxx
2008 年中期，当印度宣布实施新的工资
制度，并追加自 2006 年 1 月以来的工资，学者们都惊叹道“我们的薪水从来没有这样高过！”补发的 30 个月的工资，再加上工资猛增 40～60％，印度高校教师“发财”了。考虑到知识经济对高级人才的需求以及国际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印度学者工资的急剧上涨能够有力吸引对学术职业感兴趣的潜在人才。同时，为了提高高校教师的整体水平，印度自 2009 年重新界定了招聘和晋升要求。但是，这些措施能否有效解决知识经济背景下，印度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危机呢？
复杂的系统和多元化的学术职位
印度高等教育体系不但规模庞大（是全世界第三大高等教育体系），而且非常复杂多元。印度拥有多种不同类型的高校，且学者们的工资和津贴来源也各不相同。受联邦政府资助的大学，其学者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最好，私立大学的学者工资水平最差，州政府资助的大学薪资水平则介于两者之间。
印度高校的师资结构也非常多元。根据聘用期限和权限的不同，印度大学教师的职位类型也各不相同。公立大学的终身教职是最令人向往的。但纯私立大学中并不设有这一职位，合同制的大学教师在私立大学中较为常见。除此之外，印度高校中还存在许多兼职教师，这些教师的工资以时薪为主，并不享有其他福利。
工资修正方案聚焦
在调整高校教师的工资水平和工作条件的同时，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s Commission）对不同类型教师的资格要求、招聘程序、晋升要求和程序、工资和非工资福利等都制定了新的标准；并在公立大学中设立了三级学术等级制度，其中包括教授、副教授和助理教授三个等级。为保证高等教育的质量，印度还对不同学术职位的资格要求进行了规定：要进入学术职业并成为助理教授，学者必须首先通过全国资格考试（National Eligibility Test）；要想获得更高的学术职位，成为副教授和教授，除必须拥有博士学位外，候选者还需要有丰富的研究成果和一定的教学研究经历。此外，印度还通过学术表现评估系统（Performance Based Appraisal System）对高校教师的学术表现进行打分。而不受印度拨款委员会资助的私立大学在教师聘用方面则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和灵活性。
印度的学术职位呈传统的金字塔结构，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学者数量较少，而位于底部的学者数量则较多。为促进学者的职业发展和晋升、激发学者的学术表现，印度制定了六阶职业发展方案（ Six-Stage Career Advancement Scheme）。同之前的方案相比，这一方案更加明确和严格。但根据过去的经验，这一方案是否能被程式化，而非流于形
式仍有待观察。
收入的组成和比较
目前印度学者的月收入主要包括五个方面：薪级工资、学术等级工资、交通补贴、物价补贴（补偿通货膨胀）和房屋补贴。公立大学学者们的工资则在基础工资（薪级工资和学术等级工资）的基础上每年增长 3%。但是教师在工资问题上没有任何协商的余地。
按照规定，印度学者的非工资福利，主要包括：退休金、每年 8 周的全额带薪假期、假期补贴、为教师及其家属提供的健康假期和医疗援助等在内的各种有薪假期。除此之外，女教师还享有 1 年的全额带薪产假和 2年的育儿假期。
过去的几十年间，印度学术职业与其他职业收入之间的差距大大缩小了，但与管理、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行业的专业人员以及经验丰富的律师、医生、注册会计师等职业的收入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在印度，教师的工资与公务员工资基本相当。现在，在印度获得教授职位能够达到中产阶级的收入水平，与过去相比，学者的购买力更强，生活水平更高。
精英主义和保护性歧视
公立大学在聘用学术人员时强调优质的人才，然而在招聘选人时仍不能避免裙带关系及贿赂等问题。特别是在政府实施《信息权力法》（Right to Information Act）后，聘用人才常常还会用到法律手段。
按照保护性歧视政策（通常被认为是平权运动）的规定，公立大学必须将 50%的职位预留给“表列种姓”（Scheduled Castes）、 “表列部落”（Scheduled Tribes）等贫困群体和 “ 其 他 落 后 阶 层 ”（ Other Backward Classes）。但在公共争论中，这项政策被批判为以社会公平的名义破坏了精英主义。
展望未来
印度此次对大学教师招聘程序、工资和工作条件、学术表现评估以及职位晋升等方面的改善是非常大胆且具有前瞻性的。但是，这些改善仍不适用于印度私立大学的教师和兼职教师。此外，未来学术人力资源短缺将进一步加剧，预计将达到 54%。但是，只有那些能够提供最好的工资收入和工作条件的学校才能够吸引并保留精英学术人员。综上所述，构成印度高等教育体系主体的公立大学未来的发展前景仍不明朗。
中印本科生流动的利与弊
Rahul Choudaha
世界教育服务机构（World Education Services）研究和咨询服务中心（Research and Advisory Services）主任
最近的世界经济危机对全球公立高等教育经费模式产生了巨大影响。目前三大留学生目的地国家——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都经历了高等教育经费的缩减，并加强了对成本分析和自负盈亏的重视。
面对巨大的财政压力，为其他收入来源，吸引本科海外学生被当做是“救世”的唯一途径。同研究生（一般为两年学习期限）相比，本科留学生大多学习期限较长（一般为四年学习期限），且由父母资助，对奖助学金的依赖较弱。因此，作为留学生输入大国的中国和印度成为本科国际学生的重要来源地。
规模和差异
世界上有将近 700,000 留学生来自中国
和印度，每 3 个国际留学生中就有一人来自
这两个国家。美国自 2001 年 1 月至 2010 年
11 月间， 接收留学生的数量增加了将近 175000 人，其中 84%来自中国和印度。以上数据显示出中国和印度留学生的巨大规模及其在国际学生流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笔者曾在《中国和印度学生流动的成因》 (Drivers of Mobility of Chinese and Indian Students)一文中提出，中印两国学生国际流动的增加是由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供给方面，两国对海外教育承受能力的提高和教育渠道的拓展为学生的国际流动增
加了可能。从需求方面讲，一些大学加大力度扩大招生范围，这也为中国和印度学生的国际流动创造了条件。
然而，中印学生国际流动除存在规模和成因两点相似性之外，还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一个主要的不同体现在，同印度相比，中国本科学生海外流动的势头更强。留学到美国的印度本科学生减少了 8%，而中国的本科留学生则增加了 43%；也就是说印度本科学生减少了 1188 人，而中国本科学生增加了
17055 人。换言之，在美国每出现 1 个印度
本科留学生，意味着同时增加了 4 个中国本科留学生。
出现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公立大学在招收海外留学生时更多地考虑经济因素。但是，中印本科留学生的现状是否能够维持？未来会有什么变化？本文将在以下部分进行论述。
2015 年趋势是否会逆转？
笔者估计，从 2015 年开始，中国和印度的本科留学生比例将发生逆转，印度将成为本科留学生输出增长最快的国家。但在绝对人数方面，中国将仍然是输出本科留学生最多的国家。笔者认为影响这一逆转的因素主要有四个，它们之间也互相影响。
人口结构的变化。据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2015 年间，中国 15~19 岁的高
等教育适龄人口将减少 17%，即 1800 万人。而这期间，印度高等教育的适龄人口将增加 15%，即 500 万人。根据数据推断，2015 年印度 15~19 岁适龄人口数量将比中国多 2000万。中印两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将会对潜在的本科留学生的供应产生一定的影响。
自费学生数量。中产阶级是有能力资助子女到海外接受本科教育的主要群体，中国中产阶层的规模和财富数量已经全面超越印度。2010 年中国拥有 1 百万美元可投资资产的个人达到了 535000 人，而印度仅有 153000人。除此之外，长期以来在中国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能够保证父母将投资集中到一个孩子身上。然而，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出生于印度中产阶级家庭（父母大多从事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的孩子从 2015 年起将逐渐毕业。这群自费生对教育质量更为强调，也有能力负担海外本科教育。
教育改革的步伐。平衡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中印两国面临的共同问题。回顾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张和引进海外留学生的历史，其高等教育质量得到改革和提高的可能性更大。教育改革将为在中国本国就读的学生提供更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与此相反，印度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则相对缓慢，且一直深陷政治冲突之中，高等教育质量的改善将很难跟上公众的需求。缓慢的教育改革将会促使更多的自费学生到海外寻求高质量的本科教育。
大学的关注。由于中国本科留学生数量的快速增加，各国大学对学生多样性和留学中介的关注度也随之增加。最近《高等教育纪事报》（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一篇题为“中国难题”（The China Conundrum）的文章写到，美国校园中出现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乍一看，这好像对大学和学生都有好处，但如果进一步观察就会发现，对二者来说这种情况都非常棘手”。在提到留学中介时，文章认为虽然留学中介担当的是大学代表的角色，帮助学生处理各种学校事务，但是通过中介，学校无法得知学生信息的准确来源及其分数的真实性。中介的欺骗性行为引起了许多学校对学生多样性和招生过程公平性的关注，且因此可能减少对中国留学生的依赖。
结论
公立高校的经营模式向自负盈亏转变，导致世界几大留学生接受国家的学校不得不招收更多的本科留学生作为收入的来源。中国和印度是本科留学生的主要输出国，但 2015 年之后，这一趋势可能会发生变化。留学生接收学校必须开始对这种变化进行准备。但更为重要的是，不要让财务危机和规模扩张影响到学校对招收学生的质量、招生过程的公平以及学校多样化等方面的重视。
21 世纪人才交流的复杂性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国际高等教育中心（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终身教授、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
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高等教育体系的快速扩张，一方面能够吸引那些在国内获得学位后到海外求学的学子，另一方面也会吸引毕业后已定居在西方国家的海外留学生回国。但实际统计数字显示，情况并非如此。人才流失，或者委婉的说是人才交流现象仍明显存在。学者金东滨（Dongbin Kim）、查尔斯•班卡特（Charles A. S. Bankart）和劳拉•埃斯德尔（Laura Isdell）的研究“海外博士：毕业后留美趋势分析”（International doctorates: Trends analysis on their decision to stay in US，发表于《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2011年 8 月）的结果显示，从美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留学生毕业后大多数仍选择留在美国。更令人惊奇的是，似乎不管留学生总数量如何增加，毕业后选择留在美国的学生比例在过去三十年间一直保持增长趋势。有充足的证据表明，我们生活在一个高水平人才，尤其是学术人才国际流动频繁的时代，但是这种人才流动大多是单向的，即从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向发达国家特别是英语国家流动。
已有许多学者对人才流动这一术语进行了阐述。有人认为，全球化引起了教育的国际流动，通过国家间人才的流动，带回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以此达到人才交换。但是统计数据显示大量的人才流动是单向的，
是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流向发达国家的。虽然思想和资金在持续向人才输出国回流，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这一事实：流向海外的人才，其大部分经济和社会贡献主要产生于其主要居住的国家。全球化实际上是十分不平等的。虽然人才流失不是永久的，但却是吸出性的，他们只是有可能（并不像计划地那么频繁）返回最初所在的国家。
谁走谁留？
国 家 科 学 院 （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博士学位获得者的调查”（Survey of Earned Doctorates）中，对所有博士留学生毕业后的去向进行了跟踪。调查结果显示，经济发展和教育扩张最快的国家也是学生海外滞留率最高的国家。例如，20 世纪 80 年代， 25.9%的中国博士留学生在获得学位之后选择立即返回中国，但进入 2000 年后返回率下降到了 7.4%。印度的返回率同样非常低，从 80 年代的 13.1%下降到 2000 年后的 10.3%。其他各国博士留学生的返回率各不相同，泰国为 84%，墨西哥和巴西为 60%，非洲国家为 39.5%。特别令人惊奇的是，过去 30 年间欧洲国家留学生的返回率也从 36.9%下降到了 25.7%。
从其他影响因素方面看，相比男性，更多的女性在获得学位后留在了美国。其次，在美国获得学士学位的学生和家庭条件良好
的学生也更多地选择留下。不同专业学生的决策也不相同，农学（54.2%）、教育学（48.5%）以及社会科学（44.1%）的学生更愿意回国，而生物（19.3%）、物理科学（21.8%）以及商学（31.9%）的学生则更多选择留在美国。
“博士学位获得者的调查”数据仍存在很多局限性。首先，“博士学位获得者的调查”问卷通常调查学生的背景信息、教育经历、国 家 科 学 基 金 会 （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提供的计划方案以及提交博士论文时研究生院的管理等方面信息。一些被调查者当时并不清楚未来的计划。甚至“博士学位获得者的调查”中提供的方案后来无法得到实现。例如，一些学生由于种种原因会选择完成博士后学习之后再返回本国，而另一些学生在目前竞争日益激烈的学术工作市场上没有成功找到工作。此外，由于博士是学术职业的主要群体，因此“博士学位获得者的调查”仅仅对完成博士学业的学生进行调查，而我们对获得 MBA 学位以及其他学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生状况则一无所知。尽管存在以上种种不足，“博士学位获得者的调查”仍然是目前最可靠的研究工具和数据来源。
虽然本文中引用的留学生数据仅包括美国，但是其他留学生接收国尤其是英语国家和欧洲大陆国家的情况也基本类似，并根据各国的移民政策、本地劳动力市场、相关学术系统的开放性以及经济、语言和其他方面因素的影响情况各不相同。
模式和政策
部分经济和学术系统从目前这一模式中获益较大。据估计硅谷四分之一的高科技创业公司由海外移民建立，其中许多移民在美国获得了更高的学位。从最有名的顶尖大学
到社区学院，美国大学的学者中移民所占比例很大，并且高级领导职位中的海外移民也越来越多。
为什么“博士学位获得者的调查”中许多博士留学生毕业后选择继续留在美国？虽然每个人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是其中共同的原因不难推测。美国大学为学术工作提供的条件和薪水是非常好的。由于具有在美国学习的经历，博士留学生通常对美国学术系统比较熟悉，并且很容易通过导师的支持获得较好的工作。虽然一些国家，例如中国，为顶尖毕业生提供较好的条件和奖励吸引其回国工作，但是这些项目通常规模比较小，且仅面向少部分学术精英。对于许多留学生来说，回国后的大学可能并非是顶尖的，而且通常装备不良，学术吸引力不足。在新兴经济体，学者工资一般不高，要能拥有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通常还需要从事兼职工作。虽然中国的一些顶尖大学能够获得持续大量的资金投入，并且修建了漂亮的校园，但是对于比较熟悉美国或其他国家开放的学术环境以及精英大学的海外毕业生来说，学术环境和学术文化的吸引力仍然不足。虽然在新兴经济体的高科技和商业部门，工作环境和工资条件更好，但是问题仍然存在。因此，中国、印度等国吸引海外留学生回国的努力并不成功。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例如德国，也提供了大量政策吸引海外博士和博士后回国，但是也收效甚微。
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同样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尽管美国在留住博士留学生方面获得很大成功，但直到最近才放宽了高水平人才的移民政策。即使现在，美国的移民政策仍然以家庭团聚、增加移民人口多样性等目的为主。高科技社区的民意能否被采用，高水平人才能否获得更多的移民机会仍待进
一步观察。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其他国家的移民政策则有意向高学历群体倾斜，留学生毕业后定居本国或创业都更为容易了。欧洲国家也正在向着这个方向努力。
结论
本文中的数据可能会令人感到吃惊。这一现象是全球化以及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社会发展和财富分配中存在的不平等造成的必然结果。诚然，一些留学生接收国并没意识
到这些不平等，许多国家甚至还通过调整学术和奖学金政策、移民法规等方式来巩固自己的优势。如果将留学生毕业后留在留学国家的比率作为国际知识体系和高等教育领域持续不公平的标志，那么要达到国际间的平衡仍需要进一步努力，并且需要时间、金钱的投入，同时，某些情况下，学术结构和实践形式也需要变革。全球化并没有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现实与理想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
澳大利亚的国际教育：云霄飞车
Simon Marginson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高等教育学教授电子邮箱：s.marginson@unimelb.edu.au
国际教育是澳大利亚的一个重要部门。 30%左右的高校学生来自国外。澳大利亚不怎么提供奖学金，几乎所有的外来学生都要支付全额学费。2010 年，外国学生支付的学费占大学收入的 18%。
澳大利亚已经树立了通过国际学生敛财的形象。相比之下，澳大利亚在输出学生以及与亚洲学生输出国（澳大利亚五分之四的学生来自这些国家）建立更广泛的教育和研究关系方面就不那么有成效了。
国际教育是澳大利亚的第三大（偶尔第四）出口项目，排在它之前的只有煤和铁矿石出口（由于黄金价格波动，有时黄金出口高于国际教育）。高等教育直接雇用了 12.5万员工。高等教育也已经成为高素质移民的重要来源，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毕业生选择了移民。
衰退
20 年来，国际学生的数量直线上升，从
1990 年的3 万人增加到2009 年的63.07 万人，平均年增长率达 17%。澳大利亚的人口不足 2300 万，却招收了全球 7%的高等教育国际学生。然而过去的三年中，政府的相关政策和规定却急转直下，更不要说其在印度的声誉及在中国教育中介中的地位的下降。2011年，澳大利亚的国际学生总数为 557425 人，比 2009 年降低 12%。
2011 年，《国际高等教育》第 62 期报道了影响澳大利亚国际学生申请数、签证通过数以及招生数的若干因素。2009~2011 年间，
职业教育的学生数降低了 18%，专业英语学院的学生数降低了 31%。2010 年高校在校生数量有轻微上扬，2010 年和 2011 年则趋于平稳，2012 年的申请数则大跌。
问题首先出现在澳大利亚的第二大国际学生输出国——印度。2009 年，澳大利亚领导人因为在处理针对南亚学生的暴力袭击事件上反应迟缓而受到印度媒体的批评。同一澳大利亚政府还迅速处理了由印度中介与澳大利亚私立大学相互勾结、通过学生签证办理移民的灰色产业，关闭了那些名不符实的培训学院。但是，这意味着失去了更多印度学生。同时，政府启用了高难度的工作和语言测试系统，以规范毕业生获得永久居留身份的路径。因此，澳大利亚在印度失去了更多的商业机会。
抵制移民
2010 年大选年，抵制移民随处可见。联邦政府砍掉了部分移民配额。这影响了国际教育，因为官方的移民人数包含那些以接受教育为目的的短期迁移人群（同样的问题也让英国头痛不已）。这导致学生签证更为严格，时间耽搁许久，经济背景考察也更严苛。
美元贬值也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几十年来，澳元的购买力平价第一次高于美元，这使得澳大利亚的国际教育相对更昂贵。澳大利亚四分之一的国际学生来自中国，控制了中国学生流向的教育中介机构却转为将学生引入美国和加拿大。来自中国的申请数量急剧下滑。而赴美国留学的学生数量则创历
史新高。
随着澳大利亚所谓的教育“产业”的下滑，且预期还会下滑 40~50%，联邦政府被迫采取行动。很显然，如果出口产业崩溃，政府将不得不提高公共投入来帮助大学摆脱困境。政府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负责调研学生签证政策，此委员会的主席是成功负责了 2000 年悉尼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政治人物麦克
•奈特（Michael Knight，以下简称奈特委员会）。
奈特委员会提出的建议被政府全盘接受，并于 2011 年 9 月开始实施。政策发生了戏剧性的大逆转，重新开始支持移民。学生签证进程加快。来自世界各国的大学申请成为风险最低的类别，不需要强制的经济背景考察，大学也不必要为学生的诚信担保。专业英语院校的入学英语语言考试也放松了。毕业生可以获得 2~4 年不等的临时工作签证，这增加了他们获得收入和工作经验的机会，有利于移民申请。
东山再起？
奈特委员会主导的改革并没有迅速扩张
到培训领域，见效速度较慢。然而，政策逆转的长期影响还不清楚。留学生骤减趋势可能已经被阻止，但是 2009~2010 年间形成的下滑趋势仍然在延续，澳元仍然走高，中国学生转向美国的形势并未转变。
2011 年下半年中国学生就读澳大利亚各
层次教育机构的离岸签证数量与 2010 年同期相比减少了 21%。在 2010 年已经一落千丈的印度，2011 年升高了 78%。越南和马来西亚减少了 13%。2012 年关于大学录取的早期报道表现出起伏不定的局面。
澳大利亚仍然过于依赖国际学生的学费。参照世界水平，澳大利亚的大学收入仍然很高，但每一分钱都被用于支付商业成本或当地科研教学的成本，这并不是一个能够积累财富的双向国际活动。其原因在于——联邦政府 20 年来一直在严苛地减少政府投入。此刻，其他国家应该汲取的一个教训就是不该减少政府公共经费的投入。指望非核心的外国学生为教育系统提供主要经费来源，这是不合理的，同时也违反了教育为所有人服务的理念。
罗马尼亚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
PAUL SERBAN AGACHI
罗马尼亚克鲁日“巴贝什—波亚伊”大学（Universitatea “Babes-Bolyai” Cluj）学术委员会主席
人们可能认为，罗马尼亚人属于地中海文化圈——对待时间、精确度和勤奋工作很随意，而在创造发明、灵活变通以及对环境适应性上能力又很强。所有这些特征都来自过去 50 多年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丰厚遗产。那是一段宣扬虚伪的价值观的年代，也是一段缺乏首创精神的年代。这是造成罗马尼亚现状的主要原因。
1990 年以后，罗马尼亚开始推行一系列改革。市场经济取代了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经济。从零起步的中小型企业的数量到 2010
年约达 40 万个；出口额从 1980 年代的年均
100 亿增加到 2011 年的年均 500 亿；通讯设施获得了巨大发展，互联网连接的平均速度达到了欧洲第一、世界第四。
高等教育体系
“1989 年革命”发生之前，罗马尼亚的
高等教育发展是受到限制的：当时有 44 所高等教育机构（全部是国立大学或研究所），
16.3 万学生（即每 10 万人中有学生 710 人），博士生占总人口的比例低于 0.3%，大学教师只有 11700 人。
1989 年以后，罗马尼亚的高等教育版图
快速发展：截止 2009 年共新建了 70 所大学，
学生数量增加了约 5 倍。罗马尼亚比以前更需要高素质的劳动力大军，只有这样才能满足经济发展现代化的要求。劳动力大军中拥有高等教育学位的比例从 1990 年的 5%提高到了 2010 年的 14%。相比之下，2010 年欧
美的这一比例是 26%，美国是 40%。2009 年罗马尼亚高等教育发展特征可以用一下数字来表明：公立和私立高校共 112 所，在校学生总人数 1107362 名，博士生比例 3%，大学教师 31964 人。2009 年，每 10 万人口拥有
5151 名学生，美国是 6296 名，俄罗斯是 6599
名，波兰是 5684 名，法国是 3525 名。然而，来自农村地区和弱势背景的学生比例只有 15%。
在高等教育质量方面，罗马尼亚的所有大学都已经在它们的网站上发布了大学使命：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开展国际水平的研究，并服务于社会。1998 年引进的战略途径是相当新的，所有新建的公立和私立大学都竞相做着同一件事——复制顶尖大学的战略计划。
在罗马尼亚，“竞争”在大学之间还是一个相当新的观念，这一观念也只是在近来经费较少、全球竞争以及人口减少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在新实施的 2011 年国家教育法案的影响下，罗马尼亚的高校按照研究强度分类如下：研究密集型大学 12 所，教学科研型
大学 29 所，教学型大学 61 所。这一分类明确地表现出重新分配预算、支持至少两所大学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跻身世界五百强）的意图。罗马尼亚有四所大学可以朝着世界一流努力，即雅西“亚历山德鲁•扬•库扎”大学（University Alexandru Ioan Cuza Iassy）、克鲁日“巴贝什—波亚伊”大学（Universitatea “ Babes-Bolyai” Cluj ）、布加勒斯特大学
（University of Bucharest）、布加勒斯特工业大学（University Politehnica Bucharest）。另外 30~35 所公立和私立大学可以朝着建设高质量大学努力，其中也包括一些艺术大学。
当前的危机
罗马尼亚高等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由财政不足和缺乏竞争而导致的人才质量低下（1989 年以后新建的大学中，60%缺乏适当的质量保障相关规定和人力资源政策）；以教学为导向，过于重视积累而不重视解决问题；立法带来的官僚主义；腐败问题；裙带关系；大学管理缺乏透明度；学术共同体中缺乏适当的交流渠道和交流形式；高校治理缺乏愿景和领导力；经费长期不足，以及大学领导岗位的选拔机制薄弱等。当然，并非每所罗马尼亚都存在这些问题，但是至少有一些问题在罗马尼亚的大学中普遍存在。
此外，教育占 GDP 的比重在官方文本中是 6%，但实际上从来没有超过 3.5%。2008年，研究占 GDP 的比重是 0.79%，达到历年最高，这在当时激起了研究领域求发展的勃勃雄心。但从那时开始，2009 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研究占 GDP 的比重严重下跌，只有 0.18%，之后有些许回升；2009 年教育占 GDP的比重也只有 2.8%。金融危机对公立大学的影响包括：员工工资减少了 25%，三年内禁止招聘新教师，教育投资减少、几乎为零。
2013 年，罗马尼亚的人口将减少 30%，这也将为高等教育带来严峻考验。
近来，议会欲讨论新的教育法案，该法案试图通过强制性的政策解决这些教育问题。法案试图阻止立法委员的错误观念，却缺乏有利的激励精神，也可能干涉大学自治。虽然此法案寄托了人们欲解决罗马尼亚高等教育问题的希望，但是很可能不会成功。
结语
1990 年，罗马尼亚进行了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引入了教育转型。市场经济也在高等教育领域呈现出来——高等教育和信息技术等服务业一样成为一门“生意”。私立高等教育蓬勃发展，但是就质量而言，这些新大学是在缺乏立法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最重要的发展则是学生数量的增加（约五倍）以及具有高等教育学位的劳动力的扩充（从 5%增加到 14%）。教育法案没能将大学按照它们的使命区分开来。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罗马尼亚的高等教育体制仍然匀速发展运行，达到了常规参数标准：罗马尼亚 81%的毕业生找到了工作，欧盟该数值为 82%；有三到四所大学跻身国际排行榜的前 600 到 1000 名；良好的基础设施（建筑、教学和研究设备）创造了优化的学习条件；近年来，罗马尼亚的国际科研产出也增加了三倍。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挑战：斯洛文尼亚的经验教训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国际高等教育中心（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终身教授、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
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位于欧洲中部，总人口 200 万。该国很重视高等教育，67%的适
龄人口都在接受高等教育。全国共 3 所大学，
在校生 81,617 人，其中三分之二学生就读于卢 布 尔 雅 那 大 学 （ the University of Ljubljana）。高等教育占总公共支出的比例约 1.25%，放眼欧洲这个比例并不算低，并且远远领先于前南斯拉夫和巴尔干半岛的邻居。斯洛文尼亚的大学可能是该地区最好的大学了。斯洛文尼亚的高等教育发展背景和远景对其他人口规模小的国家以及具有学术治理和管理传统特点的欧洲大学都有借鉴意义。
发展背景
斯洛文尼亚的高等教育遵循平等主义哲学。所有的公立大学都负有研究使命，并对全日制本科学生免学费。全国只有一所很小的私立大学。学生在中学最后一年的结业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就能进入大学学习。那些不够条件的学生则常常被夜校以及其他非全日制的教育项目录取，这些都是要收费的，但能够得到和“常规”学生一样的学位。学费和录取标准的“双轨制”（在中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等地很普遍）不仅扭曲了学生录取和教师的教学任务，还带来了其它问题。
与许多欧洲大陆的大学一样，斯洛文尼亚的大学校长们都是教师选举出来的，而且学生也参与投票（权重 20%）。校长们每四年
一个任期，可以经选举后连任。类似的，学院院长们也是选举出来的，整个学术体制充满了强烈的自治色彩。校园兴趣小组（包括自发的和受资助的学生联合会以及教师兴趣小组等）也都充满活力。
斯洛文尼亚议会近日批准了《2011 年国家高等教育规划》（ 2011 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Program）。《规划》列出了到 2020年要实施的一连串高等教育和研究的改革行动。《规划》的目的是改善斯洛文尼亚的研究基础设施，增加科研产出，并推动高等教育的国际化，适当提升高等教育体制的多样性。不过，创新行动的列表很长，与具体实施有关的指导意见也非常有限。当然，在斯洛文尼亚的这种重视和谐（consensus-driven）的体系中，要实施重大变革很可能会面临挑战，特别是在高等教育吸引了大量公众关注的背景下。
斯洛文尼亚建设世界一流？
斯洛文尼亚的世界一流大学可能是什么样子的呢？当然，没有一所斯洛文尼亚的大学可以把发展目标制定为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或英国牛津大学竞争。这个国家没有那么多钱建出一个伯克利，也没有那么多人力支持一个牛津。不过，全国至少还有一所大学可以成为一所国际知名的大学，在许多学术领域富有全球竞争力，那就是卢布尔
雅那大学。作为一个依赖人力资源并且在欧洲占据战略位置的国家，《2011 年国家高等教育规划》有一定的意义，虽然《规划》在集中财政和人力资源方面似乎并没有足够深入。
这一战略与以往的思维有本质的不同。至少它意识到斯洛文尼亚很有必要更加重视高等教育。传统的观点似乎只要学术环境“良好”就很满足了，并不追求“卓越”。假设在某一时刻斯洛文尼亚想登上国际学术大舞台，需要怎么做才能满足现有的可能性，并在欧洲和全球知识经济中获得一席之地呢？
展望
取得学术卓越的具体道路视不同国家和大学的实际情况而定。不过，斯洛文尼亚的一些现实情况为提升大学竞争力造成了阻碍，这一点非常容易发现；这些问题也困扰着其他许多国家和大学。尽管政策和治理问题很可能获得大幅改善，但它们现在仍然是棘手的问题。决定斯洛文尼亚学术未来的因素至少包含以下几点。
治理。和许多欧洲国家一样，斯洛文尼亚顶尖的学术领军人物会被选举成为四年一个任期的领导人物。他们一般会在结束任期后重新回归教师队伍。例如，大学校长由学术共同体（包括教师和学生）选举产生。大学校长和院长们一般协商治理，很少会愿意发起可能导致学术共同体强烈反对的行动。这意味着大学很少有强势的内部领导力做出有争议的决定。选举出来的高级管理层也不可能会将那些提升学术能力的必要决策付诸行动。
经费。斯洛文尼亚的全日制本科生不用交纳学费，非全日制学生以及一些研究生要交学费。因此，大学非常依赖于政府的直接
拨款。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体制中，公共经费从来都不能同时保障机会公平和学术卓越。成本显然太高了。斯洛文尼亚要成为世界一流的优秀国家，就需要为研究型大学的昂贵成本找到额外的支持经费。全部寄希望于政府拨款是不切实际的。向所有学生征收学费（并为家庭困难的学生提供适当的助学金）这条路也可能走不通。同时，政府还需要提高经费，并且保证必要的资源是可持续供应的。通过与工业界以及其他机构合作，大学可以获得额外收入。卓越的大学只有获得持续的经费投入才能繁荣起来。
学术分化。斯洛文尼亚的三所公立大学都是研究型大学，享受相似的拨款政策。即使是在一个小国，大学之间也有必要区分出不同的使命。斯洛文尼亚只能负担一所研究型大学，即卢布尔雅那大学。其它大学都历史较短规模较小，必须专注于本科层次的教学。财政资源和人力资源必须谨慎地集中投入。当然，如果强制已有大学在未来改变角色并控制研究和博士生教育发展，会引发相当大的争议。
“操纵”。学术方向和政策的决定不能都留给学术共同体来做。国家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只能由政府发展和实施。尽管与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学者们）磋商很有必要，但是不同的决策都将不可避免由外部人士制定。此外，政府要继续监管大学政策才能让体制走上“正轨”。在斯洛文尼亚重视和谐的社会，这样做可能会特别难。在斯洛文尼亚，高等教育常属于政治考量的范围。
选择性的追求卓越。很少有大学可以在所有专业都达到世界一流。一个小国需要谨慎选择那些可以真正成为世界一流的领域，以及那些必须达到“优秀”的领域。基于国家需求、真实经济现状以及当下的学术优势
和兴趣，可以集中选择少数领域（包括跨学科领域和前沿领域），提供定向经费和其他资源。
国际化。服务国家目标和在国际舞台上大展身手之间总是存在一条明显的界限。卢布尔雅那大学如果渴望成为世界一流，就必须进一步推进国际化，如提供更多英语的学术项目、扩张交换关系，并开始有意的在中欧、东欧和前苏联地区发挥强有力的领导，适当与北美和新兴亚洲国家发展合作关系。斯洛文尼亚是中欧做研究的好地方，这所大学可以在理解前南斯拉夫和该地区的挑战和潜力这方面打造跨学科优势。
然而，国家需求以及国际化之间的平衡很难把握。尤其，对一个小国来说，各个大学都位于智力生活的中心，都是维护和扩大
国家语言文化的核心机构。同时，各个大学都是国内最国际化的机构，与外面的世界加强联系的压力很大。在斯洛文尼亚这些力量特别复杂，因为这个国家的大学同时参与了博洛尼亚进程、与巴尔干半岛的合作，还参与了更广泛的国际合作。
未来
斯洛文尼亚是一个占据了地理优势的中欧小国，学术基础设施良好，有达到卓越的潜力。这个国家可能已经拥有这一地区最好的大学了。要成为世界一流还面临挑战，但这个标准并不是不可能达到的。对于一个依赖人力资源的国家，发展大学是一个逻辑步骤。如果新加坡可以成为知识中枢，为什么斯洛文尼亚不行呢？
塞尔维亚：高等教育新战略
Stamenka Uvalić-Trumbić
全球高等教育领域的独立咨询专家，曾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高等教育部门主管电子邮箱：suvalictrumbic@gmail.com
在塞尔维亚，一个新的高等教育战略对幼儿园到博士培养的全部教育进行了全盘考虑，启动了一个更广泛的改革。欧盟的文件和目标，尤其是重视教育和培训的欧洲 2020年成长目标都为这一战略提供了灵感与启示。
然而，塞尔维亚的高等教育所继承的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遗产”，因为塞尔维亚的高等教育原本是南斯拉夫高等教育的一部分，承受了连年内战、政治动荡和经济制裁。
提高入学率
塞尔维亚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提高毛入学率。目前塞尔维亚的毛入学率是 26.6%，而欧洲的平均水平介于 50%和 55%之间。塞尔维亚需要达到欧洲平均水平，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不产出过量的毕业生、不降低教育水平。人口发展趋势可以部分解释录取人数低并且不断降低的原因，但经济不景气带来的毕业生高失业率是一个更加立竿见影的原因。过去的 20 年里还出现了持续、大量的人才流失现象。在西巴尔干半岛地区，塞尔维亚的这个问题尤其严重。更紧密地结合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来设计高等教育课程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此外，招聘新的研究人员是另一个重要议题。现在，欧洲的目标是创造至少 100 万个新的研究岗位，以让研发投入达到占国民生产总值 3%的目标。
历史的遗留：克服分裂
和所有前南斯拉夫共和国一样，塞尔维亚高等教育面临的一个特殊挑战是：这个地区的大学是由半自治的教师组成的群体，而不是完全整合的机构。整合的合作结构对任何可持续的改革都很重要，但是几所重点大学（ 如贝尔格莱德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elgrade]）中持续 20 年的论战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反而是一些更小的大学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
此外，最近的高校扩张与凝聚性的规划不符，让整个高等教育界更加分裂了。南斯拉夫解体之前，塞尔维亚中部有四所大学，两个自治省（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也各有一所大学。新战略的草案则提到了 13 所通过认证的大学（其中 7 所为公立大学，6 所为私立大学）。今天塞尔维亚的人口要比早些年少，而且越来越少。
减少公立大学的数量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其目的是形成一个理性的大学网络以满足国家需求。
塞尔维亚与欧洲进程
塞尔维亚从 2003 年开始就积极参与欧洲的一些改革，例如加入欧洲高等教育区（the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和后来的欧洲研究区（the European Research Area）。这
帮助学位结构不断改进、发展了以学习成果为导向的国家文凭框架、建立起质量保障机制，并将关键利益相关者如学生引入决策过程。然而，塞尔维亚还没有针对博洛尼亚进程（the Bologna process）实施情况作重要分析。这反映出国家的一些改革可能只有一个漂亮的外壳。例如，改革学位文凭框架的同时却不改革学习项目和课程，这给老师和学生都带来巨大压力。此外，学士学位的价值已经降低，不再是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敲门砖。硕士学位也是如此，已经丧失了研究特点。
多样化发展
为了促进高等教育的多样化，2005 年《高等教育法案》（Higher Education Act）引入了一个二元体系，即在发展大学教育的同时附加了四年职业学习体系。不过，这个法案并没有增加大学和其它机构之间的流动性。当下最迫切的改革是修改高等教育体系中非大学教育部分的法案。高等教育不仅包含大学，还应覆盖非大学的机构。这一改革的目的是促进垂直和水平的流动性（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mobility）。塞尔维亚学生的垂直和水平流动与欧洲其他地区学生流动的实际情况并不一致。
战略的另一端是追求卓越。该战略希望开发出国内高校的能力指标，并引进政策帮助一些塞尔维亚大学跻身主要的世界大学排名前列，并在地区性的排名上夺得头名。
在世界和地区排名上的优秀表现能够增强民族自豪感。毫无疑问，塞尔维亚的高校在某些领域已经达到卓越。研究显示，在国际排行榜上保持高排名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分别是强有力的领导、有目的的治理结构以及充沛的资源投入。然而，塞尔维亚似乎难以提供必要的资源；即使资源是充沛的，也
应该被用来发展塞尔维亚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质量，而不是重点建设几所大学成为一流大学，况且成功与否也不得而知。
学术腐败
2007 年的一个重大学术腐败案件导致了一系列法律后果，一些院长也辞职了。于是，新战略为所有大学在学校层面上提出了“诚信条例”（Code of Ethics）。为了发挥实实在在的影响，这个条例可能会成为质量保障和认证的一部分并定期调整。
转劣势为优势
塞尔维亚应该尽力将劣势转化为优势。例如，可以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吸引塞尔维亚优秀的侨民，通过访问教授和合作研究的形式加入到大学队伍中，进行教学和研究工作。既然内战的记忆正在褪色，塞尔维亚必须开发西巴尔干半岛共同的语言遗产，和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一起在博士教育领域开展合作。在塞尔维亚和整个南斯拉夫地区，以一些卓越的大学为节点打造地区性的学科网络，这可能是减少大学数量、提高质量并加强课程教学合作的一个机制。
结语
新战略虽然是一个经过详细调研的周密文件，但是它会像许多永远不会付诸实施的战略那样，成为一个只是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塞尔维亚大选而推出的政治资产吗？除非新战略能和其他部门的政策结合起来，并成为塞尔维亚更宏大的《2020 年经济发展战略》
（Strateg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的有机组成部分，否则新战略还是很可能成为一纸空文，改进这个急需改善的高等教育体制机会仍然非常渺茫。
吉尔吉斯斯坦的新学位系统：是否准备就绪？
Martha C. Merrill、Chynara Ryskulova
Martha C. Merrill 美国肯特州立大学（Kent State University）高等教育管理专业教师电子邮箱：mmerril@kent.edu
Chynara Ryskulova 任职于中亚地区美国大学（the American University）美国肯特州立大学富布莱特学者
电子邮箱：chynara.ryskulova@gmail.com
2011 年 8 月 23 日，吉尔吉斯共和国政府面向全国所有高校（除医学、艺术、音乐和一些工程专业外）签署了一项法令。要求所有院校在 2012/13 学年之前启用一个双层高等教育体制和学分时制度，其中双层高等教育体制指四年制的学士学位和两年制的硕士学位。虽然该计划的出发点很好，却无法在时间框架内有效实施。
背景
吉尔吉斯斯坦是一个美丽却赤贫的中亚小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2200 美元，在世界
228 个国家中排名第 187 位。此外，根据世界银行最近的一份报告，该国 21%的国内生产总值来源于海外劳工的汇款，主要为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地区。
由于吉尔吉斯斯坦依赖劳动力的流动性，1991 年独立以后就采用了这些国家的教育政策，组成吉尔吉斯斯坦的教育体制，也因此这个体制有一定的多样性。尽管该国 52所高校中的大多数学校使用“交流时间”
（contact hours），但也有一些学校使用“学分时”（credit hours），一些学校两者都用。颁发的学位包括学识学位（Diplom，与德国本硕连读的硕士学位相似）、理科学位
（kandidat nauk，俄式副学士学位）和科学博
士学位（doktor nauk）。一些学校有时也颁发学制不等的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教育部认命了一些专家组组成“教育方法联合会”（the Educational and Methodological Unions），他们负责设计全国统一的课程。教育部颁发毕业证，控制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的学位颁发。
新法令的要求
“八月法令”仿照欧洲的“学分转化体制”计算学分时——每学期 30 个学分。四年
的学士学位要求取得 240 个学分，两年的硕
士学位要求取得 120 个学分。一个学分定义
为 36 个学术小时，包括课堂交流时间、独立学习时间和考试。法令也指出，学生每周学习时间不能多于 54 个小时，课堂交流时间的比例应该大于 50%。学士级别的课程由五个部分组成：人文课程、社会课程和经济课程；数学和自然科学课程；专业课程；体育教育；一份实习和研究工作。前三个部分的课程必须包含必修课和选修课。学士学位的必修课程不能低于 70%，硕士学位的必修课程不能低于 40%。课程表仍将由教学方法委员会扼要撰写，预计审批和颁证环节也不会有改动。
上述所有要求也可见于《2010 年俄罗斯联邦教育标准》（in the 2010 Russian Federal State Education Standards）。学生每周最多学
习 54 小时的想法源于《苏联劳动条例》（the Soviet Labor code）。
预见难题
学士和硕士学位以及学分体制的快速改革很可能会产生许多问题。
就报酬来看，一个教授是否全职以及是否因此有资格在当下享有福利取决于教授的课堂教学时间。目前还没有另一种体制来界定全职专任教师，也没有新的体制计算工资和工作量。多数教授不理解为什么在新的学分时体制下，他们要比现行体制承担更多的备课和批改作业的工作量，他们认为在课堂上花的时间就是工作量。事实上，一些宣称已经采用学分时的大学已经增加了一个名为 “教师独立工作”（ independent work with faculty）的类别，以此保证师生交流时间，也被算为工作时间，避免工资结算问题。
另一些不能理解学分时改革的人包括一些家长在内。他们曾在苏联时期接受教育，常常将与教授相处的时间等同于质量，而且他们关心五年制学士学位的完成情况。完成时间周期短的学位被官方指定为“不完整的高等教育”。
学者自己也对新体制的要求知之甚少。许多教授认为，那些为学习支付学费的学生是在购买教育，这也是一种后苏联时代的新观念。只要学生坚持付钱，就不能被开除。不幸的是，这种观念从资本主义思想中的“购买”教育概念跳跃到了能用金钱购买成绩和文凭的观念上去了。许多人还认为，学分时体制中教授不能挂掉学生。这种说法曾出现在一份用来“解释”博洛尼亚进程的俄语文件中，该文件在吉尔吉斯斯坦广泛流传。
从学术角度来看，改革的目的是让吉尔吉斯斯坦的教育走向世界，不过除了俄罗斯
以外，没有一个国家采用一个强制每周 27 小
时课堂学习时间（最高学习 54 小时的一半）并混合了美式四年制学士学位和博洛尼亚改革的学分时体制。
此外，师生都没有准备好在一个要求独立工作时间的体制中进行教学，图书馆和电脑资源也没有到位。教育部没有提供教师发展计划；当被问询时，教育部的工作人员毫不犹豫地告知“（教师发展）计划会有的”。类似的，几乎没有管理人员对开设新强制规定的选修课所需的程序了如指掌，即怎么设计、审批、宣传及落实这些课程设置。
吉尔吉斯斯坦的大学也缺少关于质量评估的具体策略；现行标准还是基于交流时间体制来制定的，比如生均面积等。每一个新的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项目都需要在实施之前接受审批，但是教育部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目前尚未出台增加这方面工作人员的计划。到每个项目已经有第一批毕业生的时候，这些问题都需要国家关注，学院层面的报告、由教育部指定的访问团对进行视察等决策都是必要的。
尽管教育者参与了由“跨欧洲大学教育流动计划 ”（ the Trans-European Mobility Scheme for University Studies）资助的“中亚质量保障网络”（Central Asian Network for Quality Assurance）项目，该网络定期举办论坛并出版论文，但吉尔吉斯斯坦还没有独立的认证机构。名为“教育网络协会”（Education Network Association）的非政府组织声称已经准备好成为一个独立的认证机构，不过到目前为止该组织尚未认证任何大学。
财政资金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在这个国家，如果要省钱，那么谁来资助设计新课程的教学方法委员会的工作？谁来资助那些审批新教育项目的委员会？谁来购买图书馆资
源？谁来承担教师备课所用的时间成本？谁又来负责购买新学习计划的材料？
结论
尽管吉尔吉斯斯坦的教育者们和政治人
物都希望让吉尔吉斯斯坦的高等教育体制融入世界，但由于缺乏规划、缺乏教师和管理人员培训、缺乏评估程序、缺乏经费，这些都意味着改革很可能难以成功。
南非：种族主义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挑战
Chika Sehoole
南非比勒陀尼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Pretoria）教育学教授电子邮箱：chika.sehoole@up.ac.za
2011 年末至 2012 年初，南非高等教育成为国家和国际新闻的头条。2011 年末，比勒陀尼亚大学受到教师中明显带有种族主义言论的攻击，一个黑人工学教授宣称学校存在基于种族主义立场的系统性的骚扰和欺骗。 2012 年初，一个黑人家长在约翰尼斯堡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Johannesburg）校门附近的人潮中被杀，当时大量申请该校的学生正聚集在那里等待被这所大学录取公示。
这两个突发事件，即种族主义言论和黑人学生的高等教育平权呼吁，只是南非 1994年 组 建 的 后 种 族 隔 离 时 期 政 府 （ the postapartheid government）所面临的重要挑战的几个个例。《2001 年高等教育国家规划》
（ the 2001 National Plan for Higher Education）在概述后种族隔离时期政府的愿景时，指出了在高校中增加黑人员工的需求。与之一致的还有高校中学生结构的改变。由于缺乏研究生以及因此导致的可聘用人才储备短缺，政府鼓励高校从南非的其他地区招聘黑人和女性员工。那位宣称在比勒陀利亚大学中收到种族歧视之害的教授就是一个肯尼亚人。
种族和大学文化
高校中黑人师生数量已经有所增加。
2011 年，23 所公立大学在校生的初步统计数
字为 899120 人，这包括非全日制以及远程教
育的学生。而 1994 年的学生总数才 495356
人。这表明民主进步带来了约 82%的学生人数增长。政府在黑人和女性学生入学机会政策上的纠正已经带来了正面结果。黑人（非洲、有色和印度）学生的比例从 55%上升到 80%。
另一方面，黑人员工的比例也从 1994 年的 17%增加到 2010 年的 44%。不过，与预期相反的是，尽管有所改进，但入学机会仍不充分。找出黑人在种族隔离体制中受到排斥和歧视的经历是很有必要的。自由州大学（the University of Free State）2008 年发生的白人学生虐待黑人女清洁工的种族事件，黑人教授在比勒陀利亚大学受到不公对待事件，都说明明文规定的政策并不足以促进预期的变革。
索丁委员会（the Soudine Committee）调查了自由州大学事件。委员会的简报涉及 23所大学。委员会发现，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在许多南非大学中根深蒂固。大学文化需要在这方面开展一场革命。这些大学的成员们必须学习新的运作方式、新的价值观，与曼德拉政府引进的民主制度相一致。一些研究已经表明，高校很大程度上忽视制度文化变革。由于历史原因，白人大学在雇用和保留黑人员工上做得极为不好，因为他们的制度文化是疏远而非接纳新人。这种传统影响了黑人学生的成绩与成功表现，也成为吸引黑人学生进入研究生研究项目的绊脚石。克服这一壁垒的战略是鼓励大学雇用非洲其他地
区的学者。这样一来黑人学生能看到榜样，这也会大大帮助大学文化的改变。
入学机会和申请机制
约翰尼斯堡大学校门附近一位家长死亡的不幸事件也直指南非面临的两大重要政策议题。一是目前国家尚未调整好的大学招生管理问题。现下的实际情况是，高中毕业班的学生们不能尽可能多地申请高校。12 年级学生在取得大学入学成绩以后，他们之前申请过的大学会为他们安排入学。因此，一个分数高的学生可以得到所有大学（两到四所）的学习机会。然而，学生只能从中选择一所。
也有一些学生直到获得大学入学成绩之后、新学年开始的时候才开始寻找和申请高校，这引出第二个议题。这些学生从一所大学到另一所大学逐一寻找学习机会。那些没有达到心仪大学录取标准的学生也开始寻找其他学校。这些因素导致大学门口寻找学习机会的学生排起长龙。2012 年初，对于这种入学机会的拼命和绝望在约翰尼斯堡大学不幸地带走了一个鲜活的生命。
难道就不存在更好的招生管理办法了吗？政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避免约翰尼斯堡大学事件的重演，开发出了一个申请系统。令人玩味的地方在于，这一解决方案 11 年前就出现在国家规划中。为什么一直没有实施呢？这仍然是政府要回应的挑战。
每个学年之初，高校附近蜂拥的人流和长长的队伍也指向另一个更大的体制问题，那就是南非高等教育体制正在满负荷运转，有必要新建一些大学了。现在政府已经批准建设两所新大学，相应计划将与政策一同实施。待这些大学完全发挥功能之后，已有大学的压力将会有所缓解。
政府已经意识到，建立额外的大学不能完全满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需求。因此，政府流露了发展成人教育的愿景，其中涉及到公立和私立大学、公立和私立的继续教育和培训学院，以及成人教育中心等。
根据设想，政府会鼓励年轻人考虑成人教育机会而不仅仅只是大学教育。为了用有限的资源满足大学教育的需求，远程教育也会被纳入选择范围之列。
非洲：研究、网络和能力建设
Goolam Mohamedbhai
非洲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African Universities）前任总秘书长电子邮箱：g_t_mobhai@yahoo.co.uk
为了回应减少贫困的挑战并获得可持续的人类发展，非洲不仅仅需要培养更多高素质的专业人才。更进一步的责任还要求创造与非洲发展有关的知识并将其运用到实践中，特别是科学和技术领域。
然而，全球研究指标明确表明，非洲和其他地区相比表现很差。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对世界研发支出的贡献不到 0.6%，而且这主要由一个国家负担，即南非。类似的，在撒哈拉地区，每年每百万人口拥有的研究人员数量世界最低，约为 79 人；而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海的这一数值就有 442 人。撒哈拉地区的论文只占世界 1.1%，专利占全球 0.1%。同样令人不安的还有：从 2002 年开始，当世界其他地区在研究指标上的表现不断改善进步的时候，撒哈拉地区几乎没有任何改观。
网络战略
因此，要想促进研究必须形成非洲高校的核心战略。不过，这些大学面临很多限制和挑战——包括过于重视教学，针对大众化现象的研究生项目不足、研究型教师缺乏、实验室和设备缺乏以及经费缺口等。
过去，非洲大学的大量研究都是与其相应的前殖民国家合作进行，这些前殖民国家不仅提供资金，还管理研究进展等。因此，研究领域并不总是非洲所需要优先发展的领域内容。研究结论与非洲的利益相关者几乎
无关，研究信息也几乎不与非洲的其他大学分享。不过，现在多数捐赠人和自主机构越来越青睐涉及区域合作和网络的非洲研究项目。这一政策也为参与研究的大学分享稀有人力和物力资源带来了额外优势，也促进了能力建设。
网络运动
“非洲经济与研究联盟”（the African Economics and Research Consortium）建立于 1988 年，是由 27 所大学和 15 个国家经济政策研究机构/中心共同组成的网络。该组织旨在促进经济学领域的合作研究和研究生教育，克服单个大学能力有限的问题。组织成立伊始就一直在运行一个硕士教育项目；此外从 2002 年起，该组织启动了一个四所高校
博士联合培养项目，每年支持 21 名学生。
2010 年，非洲“先进研究培训财团联盟”
（ the Consortium for Advanced Research Training in Africa）成立，该联盟接受卡耐基基金会资助，包含非洲和北半球相关国家的 9 所大学和 4 个研究机构。该组织旨在促进博士教育，特别是医疗和发展领域，并通过奖学金和培训研讨会加强非洲大学的研究基础设施、提升研究能力。
2004 年以乌干达为基地建立的“农学能力建设区域性大学论坛 ”（ the Regional Universities Forum for Capacity Building in
Agriculture）是由东非、中非和南非的 29 所大学组成的联盟。主要目的是在非洲的大学培养研究和创新——通过研究生培养和研究满足农民的需求。它包含几个协作的硕士和博士项目。
德国学术交流服务中心（ the German Academic Exchange Service）已经在非洲各地帮助创建了 5 个卓越中心，中心所处的领域都与非洲社会有直接关联：加纳的健康中心，刚果的小额信贷中心，坦桑尼亚的法律中心，南非的刑事司法中心，纳米比亚的物流中心。所有这些中心都设置在各自国家的顶尖大学，旨在促进研究生的学习和研究，以及培训非洲未来的领导人。他们彼此之间建立了网络，并与德国的相关机构保持联系。
由 卡 耐 基 基 金 会 （ the Carnegie Corporation）资助的“科学和教育地区性行动”（the Regional Initiative in Science and Education）旨在促进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学提升能力。它包含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项目，通过以大学为基地的研究和培训网络培养特定领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其主要的重点是培养新教师和升级现有非洲大学的教师资质。
“非洲发展新伙伴”（the New Partnership for Africa’s Development）创造了一个“水资源中心卓越共同体”（ Water Centers of Excellence Consortium），它将不同地区水科学和技术领域的机构和研究人员网罗在一起培养研究生和发展研究。非洲南部的中心由南 非 斯 泰 伦 博 斯 大 学 （ Stellenbosch University）和西非的塞内加尔迪奥普大学
（University Cheikh Anta Diop）协调。
非洲联盟在 2011 年 12 月建立了“泛非
洲大学”（the Pan African University），这是非洲网络的一个促进研究生培养和研究的重要举措，主要针对非洲的优先发展领域。这所大学将包括五个研究所，设立在非洲的五个地区，并且各研究中心各有专长。每个研究所都将与各自领域的其他机构建立网络。尼日利亚的伊巴丹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Ibadan）将主办地球和生命科学研究所，喀麦隆雅温德二世大学（the University of Yaound é II）将主办管理、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所，肯尼亚的乔莫• 肯雅塔农业技术大学（ the Jomo Kenyatta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Technology）将主办基础科学、技术和创新研究所。阿尔及利亚将主办水和能源科学研究所，南非将主办空间科学研究所。
挑战
虽然区域和大陆网络无疑在多方面促进发展研究，比如帮助非洲机构互相协作，但是它同样也面临一些挑战。首先，网络必须考虑到机构和国家两个层面的“政治”意愿。许多成功的网络当机构或国家领导人变更时就变得摇摇欲坠，而这种变化在非洲很常见。第二，网络总是承担额外的通信、员工和旅行费用。需要使用信息和通讯技术来降低这些成本。第三，网络的成功依赖于主要协调单位还有不同节点的有效管理，但是这并不总能容易实现。必须仔细选择在每一个节点进行协调的员工。第四，几乎所有的非洲网络是由捐助者重金资助。当捐助者的支持没有的，考虑网络的长期可持续性就至关重要。因此，每一个网络的优先事项就是计划，从一开始就计划怎样提高来自国家、区域和国际来源的资助。
最后，非洲的研究只有在非洲的研究人力资源充足的情况下才能繁荣。非洲国家和大学必须采取措施营造一个优势环境来吸引
优秀的非洲青年从事研究职业，成为下一代研究人员。要大力发展科学研究，非洲不能再失去他们了。
中国的大学入学考试：高考
刘海峰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电子邮箱：liuhf@xmu.edu.cn
中国的大学入学考试，又称高考，是世界上最早用统一考试来选拔高等教育新生的系统之一。每年的 6 月 7 日到 9 日，几百万学生在同一时间参加这场考试。2008 年的考生数量达 1050 万人，创历史新高。2011 年这一数字是 933 万。参加高考是大多数学生进入大学或学院学习的唯一通道。考试成绩可以决定考生的机会以及他们能够被录取的大学的质量和声誉。
历史
高考始于 1952 年，它不仅是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的连接纽带，也是高校和社会的重要纽带。因此，这一政策总是中国教育改革的重点以及整个教育界和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1966 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和教育界中断了高考，这成为运动的突破口。院校停止招收新生数年。从 1972~1976 年，大学采用“推荐”的方法招生，只有那些具备实践经验的年轻人才有资格接受高等教育。在学生推荐上，主要考察学生的工作表现而不是他们的学术成绩。
在中断 11 年之后的 1977 年，高考恢复，这让成千上万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欣喜若狂。 1977 年这一年，省、市和区级政府举办了考试和录取。1978 年，国家统一考试、分地区录取的模式恢复。这之后的 30 多年间，发生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改革的一个更远的方向是改变目前通过统一考试、用同一要求衡量学生能力的做法。正在讨论的一个方案可以发现普通院校、重点大学和大专的区别。要进入前两者就读的考生需要参加全国统一考试，考试内容可能超出中学教学大纲规定的范围。考试会更加侧重学生能力的考察。而要进入大专就读的考生参加的考试则完全在中学教学大纲的内容范围内。此外，考试形式也有更多的改进。
2010 年以来的新发展
2010 年 7 月，中国政府发布了《国家中
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其中的第 12 章就是关于“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与中国此前的教育改革不同，这是考试和招生首次独立成章。这表明，政府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在这章，政府建议“成立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研究制定考试改革方案，指导考试改革试点”。这一决定表明了考试招生改革极大的重要性。
积极和消极影响
入学考试改进了大学生源质量，也促进了中学和小学的教学改革。考试为考生提供了独立自主、取得成功的机会。这也促使几百万年轻人努力学习；因此，整个国家总体的智力水平提高了，教育业恢复了活力。促进平等是考试的灵魂，“公平、平等和透明”是中国考试政策的中心思想。考试也大大提
高了阶层流动性。它已经成为农村地区的学生在都市获得居住权的关键渠道。自从 1977年恢复高考，它对高等教育选择生源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许多人正在社会的各行各业扮演重要角色。中国最近 20 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也部分地归功于入学考试的恢复和改革。然而，国家统一录取考试也对中小学教
育造成了负面影响。高中关注升学率。学生只分文理学习，完全忽略了其他领域，因为入学考试不考这些。学生的学习压力太大，功课太多。学生的身体健康也受到损害，近视比例持续上升。学生也被限制在相同的思维模式之中，个人的创造力被压抑。学校层面也有类似的情况：学校之间趋同，教学唯一的目的都是在考试中取得高分。“以考试为导向的教学”因为高考而普遍流行：考试科目和内容成为焦点，而不考试的科目和内容则完全忽略。这已经造成学生的知识面狭窄以及对考试的全神贯注，唯一的目的就是从中获得功名和财富。高中的教育目的被严重扭曲。入学考试体制有它的优势和劣势。它仍然是中国教育改革的重要和核心问题之一。
重要性和未来
一个主要依赖于考试成绩的录取体制传达的是个人策略之外的趋势。理论上，它不是一个最理想的选择工具；但在实践中，还没有一个更好的替代。如果考试分数不扮演
这一重要的决定角色，那么权力、金钱和人际关系将会取代考试成绩并成为决定录取的关键因素。因此，一个统一的考试似乎是一个有效的工具，能够保证公平竞争和有序竞争。这也是与中国社会和文化环境相匹配的制度，当然需要持续的改进和改革，但取消是不合适的。
这种大规模选拔考试的优势和劣势被完全剖开时，考试吸引了更大的关注。这里应该说明，国家统一考试的确对中小学教育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但也应该注意保护录取决策不受其他诸多因素的干扰，如人际关系等。尽管有这些负面影响，制度本身也需要改革，但是取消高考并不是中国教育的正确答案。总而言之，中国的考试和招生体制已经存在了 60 年；尽管需要持续改革，但考试适用于中国的环境，并将长期存在。
如果中国人对教育的观点和重视没有改变，不论大学录取率增加多少，这样的体制仍然不可能缓解由大学录取考试而引发的激烈竞争。中国正在尝试改变这种单靠一个标准测试的做法。例如，大学已经在寻找不同的推荐体制，但是所有的选择都会因为人际关系的干扰而偏离目的。只有通过全国统一的标准化考试，录取才能不受人际关系的干涉。中国的大学入学考试体制当然正在朝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然而，考虑到社会环境和中国的文化传统，高考仍将长期成为大学入学选拔的主要渠道。
中国观念之下的博雅教育
姜有国
美国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国际高等教育中心（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博士生
中国过去十年重燃了对博雅教育的关注，并产生了新的思索。这种回潮趋势显示出政府和大学对创新和批判思维教育重要性的认可——这种教育可以帮助学生应对全球需求和挑战。这也暗示出目前的课程过多关注专业训练。
专业训练的模式在过去 20 年间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多数中国学生将教育主要视为找到好工作、获得高工资的保障以及流动的手段。追求人文价值以及个人和学术诚信被实用主义和金钱导向的商业化所侵蚀。许多大学毕业生缺乏批判思维、创新、解决问题以及道德分析的能力。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和教育者们都很清楚大学所面临的挑战，并且认为博雅教育将为大学毕业生提供必须的道德观念和批判性思维。
博雅教育的发展
1998 年，教育部颁布了《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主要关注人文素质的培养。这份文件尚不成熟，也不缜密，只考虑了职业道路。在过去十年里，一些小规模的博雅教育实验学院开始出现在顶尖大学中，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创新和诚信。顶尖研究型大学，如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已成为开展博雅教育和提升学生批判思维和广博分析能力的先锋。
2005 年，复旦大学建立了复旦学院实施博雅教育，负责管理一、二年级学生的教学。 2006 年以来，清华大学将其本科教育定义为针对更广泛的专业教育的博雅教育。南京大学 2006 年建立匡亚明学院，北京大学 2007
年成立元培学院；中山大学 2009 年建立博雅学院。其他国立和省立大学也开发了额外的通识课程作为选修课程，它们也通常被称为 “人文教育或文化素质教育公共课”。一些技术和工程类的大学和师范类大学，如上海交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也在推行博雅教育（通识教育），课程包括政治、道德、体育课程，以及外国语言、社会科学、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和军事训练等。博雅教育也因此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转型的里程碑，培养更全面发展的学生。
博雅教育在中国面临的挑战
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已经意识到将专业教育转型为学生创造力和全球竞争力教育的重要性。然而，应试教育的压力和填鸭式的教学方法阻碍了教师和大学管理人员全心全意开展博雅教育。相对狭窄的专业学习仍然主导了多数中国院校的课程。此外，课程要求也过于紧凑，没有为反思留有余地。
通过博雅教育来培养学生得批判思维、创造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虽然成为一个教育目的，但是教师晋升、排名和奖励的评价体
制更多地关注论文发表而不是教学质量。这是达成博雅教育目标的现实障碍。每一位老师、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都视博雅教育为妙境，但却为其实践设置了诸多障碍。
当前的中国中等教育体制常常将课程分成文理两科。因此，大学生倾向于选择与他们的高中兴趣相关的博雅课程。高中生花了大量时间学习怎样在高考中取得高分。因此，多数中国高中生成为了杰出的记忆工具，对团队合作、课堂演讲、解决问题、创造力和创新思考却一无所知。
讲授式教学和单纯记忆已经占据了以往的教学方法。试卷大部分都基于授课内容。这样的教学方法并不鼓励学生发展创造力，也不鼓励学生学会和老师沟通互动。许多学生最终要么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要么害怕提出批判意见。
通过科学技术推动中国走上世界一流的舞台，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和整个国家关注的中心和目标。许多大学正在匆匆实施全球化和国际化策略，以跟上世界发展的脚步。因
此，博雅教育被认为是不重要的。
未来趋势
尽管当前的教育目标中缺乏对大学自治的关注，存在轻视人文、注重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等问题，但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却让博雅教育在一些精英大学中得以复苏——更多地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创造力与创新技巧，以求平衡发展。政府政策、教育体制、教师的参与以及市场需求都将继续对博雅教育的实施产生影响。中国的一些大学已经开始进行博雅教育试点，帮助学生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为拥有具备责任心和创造力的生活做准备。中国的教育体制、教育机构和教师在实施博雅教育的方向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尽管博雅教育的复苏在中国还是一个新现象，但是它对高等教育发展并没有产生重大影响。博雅教育也没有成为中国高等教育革命性的力量。所以，博雅教育在中国高等教育体制中的推广仍然处于摇篮中。
公立高等教育拨款新方法：英国的试验
Michael Shattock
英国伦敦大学教育研究所高等教育中心访问学者电子邮箱：M.Shattock@ioe.ac.uk
2004 年，英国首相布莱尔成功获得议会
支持，拟于 2006 年“提高”学费，学生可以根据经济情况选择相应的贷款。这一激进的做法当时被认为会成为一项长期做法。人们为新的学费结构（不包括苏格兰）提出了两个警告。其一是要建立一个非法定的“公平入学办公室”，要求大学提交入学机会分配计划并可以批准一些大学用部分新学费收入资助经济背景较差的学生。其二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委员会，三年之后检查新学费制度的运行情况。人们强烈期望大学的学费标准多样化，与大学在市场中的地位相符，但新学费制度虽然有贷款支持却可能阻止一些学生求学。最后没有一样期望得到实现：只有两所大学按照 3000 英镑的学费标准上限收费，学生的申请率也没有下降。一些大学甚至发现自己的助学金花不出去。
“布朗报告”
建立独立委员会的想法主要是为议会提供关于弱势群体学生利益保护情况的报告。政府任命了布朗勋爵（曾任英国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他于 2010 年提交了报告《保护高等教育可持续的未来》（ the Securing a Sustainable Future for Higher Education）。“布朗报告”建议不给学费设限，并且不再控制学生人数（控制学生人数的做法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英国高等教育的特征之一）。学费可以按照政府的贷款利率偿还。然而，对
于学费在 6000 英镑以上的大学可以采用累
进的方式收取，例如超过 12000 英镑的学费政府要抽取 75%。这一计划的目的是制止大学收取不合理高学费的想法。另一方面，布朗争论说，市场竞争会提高质量。
然而，《布朗报告》的出台全然不顾经济危机，当时保守派和自由民主派组成的新联合政府已经准备在三年内将公共支出减少 25%。所有的政府支出都要接受“综合花费审查”（Comprehensive Spending Review），总的来说会将高等教育支出减少 40%；尤其， 80%的大学教学拨款缩减，这部分费用将由学费承担。布朗的无上限收学费建议以及不限学生人数的建议遭到拒绝，政府公布了 9000 英镑的学费上限。然而，一些公共经费可能会被用于支持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课程
（例如科学、技术和医学）。还不确定这些决定是否反映了 2004 年以来的政策走向，抑或反映了政府商业、创新和技术部对另一部分预算保护政策所产生的意外结果。联合政府的自由民主派已经挺身进入普选，承诺要完全撤销费用；而且每个自由民主派候选人都被迫签订了相关“保证书”，所以他们很难做决定。不过，财政部出于自身立场承诺将减少公共支出作为长期努力的目标。
有关高等教育发展的“白皮书”
2011 年的政府有关高等教育发展的“白皮书”，即《学生：高等教育的中心》（Higher
Education: Students at the Heart of the System）提出了做出这些决定的基本原理、比较和最终形态：9000 英镑是大学可以为学生开出的最高学费；但是，计划收取超过 6000 英镑的大学必须向入学机会公平办公室保证，他们在超出 6000 英镑标准之前已经设置了稳健务实的入学机会政策。在校学生数量被限制，目的是让无上限贷款承诺不至于拖累财政部；但为了引入灵活性和竞争，85000 个学生可能得不到政府拨款，这是为了保证在大学入学 A-level 考试中表现优秀（得分为两个 A 等、一个 B 等以上）的 65000 个学生能入学，比如在数学和物理方面得 A 在化学方面得 B 的学生。收取学费低于 7500 英镑的大学可能取消高达 20000 个其它名额——这些名额很可能在扩大入学率的项目中被填满。这一“边缘与核心”（margin and core）的道路明显是企图照顾那些吸引了高素质学生的大学（它们基本上都是研究密集型的大学）。毕业生如果年薪达到 21000 英镑，就能开始偿
还贷款，偿还期可以长达 30 年。此外，生活补助也可以由贷款支付，这样最后既要偿还学费还要偿还生活补助金。
截止 2011 年 7 月，大部分大学都表示倾
向于收取最高不超过 10000 英镑的学费，平
均 8500 英镑。这个数字比英国财政部预测的
数字高了 1000 英镑，随即也让预测的成本额
不再可靠有效。从那时开始，有 25 所大学降
低了学费，以获得那 20000 个额外的入学名额，这些大学并不要求学生有很高的资质。人们普遍认为，新的学费建议会减少申请学生数，特别是来自经济背景较差的学生；但是最新数字显示，数量只有很小浮动。成年申请人可能不至于需要全额贷款，因为他们可能会在 30 年债务期结束之前退休。
政策原理
这一系列决定似乎源于四条主要的思路。首先，移除大笔公共支出。尽管多数评论人士预测，该计划将在短期内增加公共支出，但是要将贷款组合推介给私人金融公司还需依赖财政部的能力。第二，计划将提高竞争程度，用新公共管理主义的话说就是效率。第三，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将提升学术项目的质量。政府的“白皮书”要求每个大学都对市场信息的细节了如指掌，以改进市场的有效性。第四，计划希望让整个高等教育体制在学费和入学资质上更为分化。一个被鼓吹的、更长远的意图是——将私立教育机构放在公立大学一样的法律基础上，并给予一样的获得拨款的资格。与高等教育的公立部门相比，私立部门规模很小，但是像阿波罗（Apollo）这样的组织已经在体制中获得了立足之地。然而，这种情况因为政府决定不具体开展立法改革而受到损害——据称是为了避免这些私立机构在议会审查中落选。这也说明，尽管拨款委员会的经费已经减少了很多，但是其权力没有受到丝毫影响。此外，公平入学办公室也没能取得否决大学收取最高学费的法律权力——无论该办公室是否满意大学的入学安排。
影响
要说这些变革将带来的终极影响还为时过早，但是这里可以提供一些初步结论。新计划的本质是所谓的毕业税（graduate tax），其前提是高等教育是私人物品而非公共物品
——这就颠覆了 1945 年以来广受认同的观念。那些能够吸引高素质学生的强校将会更强，而那些相对较弱的高校招生情况将变得更差；但是目前的证据并不表明改革将让任
何高校的破产。人们担心重新分配招生名额会让学生选择成本较低的教育项目进入市场。这种恐慌这已经变成现实：政府为继续教育学院分配 1000~2000 个招生名额，这些额外的求学机会会使学生选择成本较低的继续教育学习项目，也就是说大家只需 6000 英镑就能竞拍这些教育入学名额；这样就将大大减少大学的学生数量。这一政策已经影响到了一大批在 1992 年改制的大学（1992 年英国颁布相关法律允许多科技术学院等其他高等教育机构改组为大学），这些学校的入学名 额 被 转 移 到 相 当 于 美 国 社 区 大 学
（community colleges）的继续教育学院。 这些变革的影响与研究经费更进一步的
集中投入是分不开的。《泰晤士高等教育》
（ Times Higher Education ） 计 算 过 ，
2012~2013 财政年度，研究型大学联盟“罗素集团”（the Russell Group）所得到财政拨款增加了 1.5% ，而由教学型大学组成的 Million+ 和 GuildHE 大学联盟则减少了 10~16%的拨款。如果“边缘与核心”的路线继续，这一趋势可能引发体制内的不平等。竞争和市场会改善高等教育的质量，这一论点受到广泛争议，危险在于：高等教育体系内两极分化现象将更为突出。更大的危险在于，高等教育的未来规划可能更多地受到利率浮动、财政部的借贷能力、资本市场运作的影响和限制。因此，在学生向更便宜的大学转移的过程中（如上描述），财政部可能取代学生会成为真正的“体制中心”，财政部也不会去应对教育需求和学生要求所带来的压力。
智利：改善入学机会与教育质量以制止社会动荡
Ernesto Schiefelbein
智利自治大学（the Universidad Autonoma de Chile）研究员电子邮箱：pschiefe@gmail.com
2011 年，收入和教育机会的高度不平等引发了智利的街头游行，几个拉丁美洲国家随即纷纷响应。现在，智利希望制止社会动荡，以避免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
（2000~2011 年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 4%）和正在进行的贫困改善计划（贫困率从 1990 年的 38%减少到 2011 年的 15%）造成负面影响。2012 年初，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民众支持减少社会不公和教育差距等的战略设计。可喜的是，为让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帮助他们在课外阅读一到两页的读物，这一改革措施已经在试点中减少了学生学习差距、提高了升学率。如果在下一阶段的大规模试验中，这一结果也能得到证实，那么该措施可以帮助平息游行示威，并为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应对类似问题提供模型。
2011 年至今的学生运动
2011 年 5 月，智利的大学学生走向街头，表达对教育体制改革的诉求。他们要求政府提供一个平等的学生贷款计划，每个学生都有接受高质量教育的公平入学机会。直到当年 12 月学年结束时，也没有迹象表明过去
20 年拉丁美洲最为严重的学生运动得以解决。
现在，适龄学生中的 40%已经有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尽管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但其中多数学生来自社会经济的上层家庭（家庭年收入超过 2 万美元）。然而，其中三分之二
的家庭在负担高等教育年度成本（生均 5000
美元到 1 万美元）上仍有困难。拥有 1 个以上孩子的中产阶级家庭在教育支出上尤为困难，因为他们不能获得合理的学生贷款。
要支付高等教育学费需要钱，但是学生必须有学习新知识所需的知识和技能积累才能接受高等教育。在公立高中是个好学生并不能保证就拥有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例如，一位就读于市区边缘地区公立高中的学生，其高中的平均学习成绩为 95%，但在 2011 年大学入学考试中得了 423 分，低于大学招生
最低分数录取线 450 分。公立高中的毕业生常常没有能力学习大学水平的材料。他们不能达成智力发展的必要水平，而补习课程也不能弥补这些差距。这些学生要求更加个性化的教学，但是在当前班级规模很大、教师缺乏合作和互动教学方法的条件下，无法提供这类教学课程。因此，智利只有三分之一的入学学生最终能从大学毕业，阿根廷和哥伦比亚的这一比例分别是八分之一和二分之一。
弥补差距
学生需要在大学阶段补习，这种需求就变得很寻常。但在美国，学生可以学习不以取得学位为目标的补习课程——只是推迟拿到学位的时间。最近的一份报告发现，美国只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在高中毕业时能为大学学习做好学术准备（西班牙是六分之一）。一
些研究发现，至少有 40%的大学生需要学习至少一门补习课程。
然而，在拉丁美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获得专业学位（如法律、医学、建筑和工学）是大学学习的目的之一，因此根本没有时间去接受通识教育或补习课程。由于学生都需参加严格的学位项目，补习课程与之并不协调，除非为补习课程单独安排开设整个一学期的课。
可喜的是，系统的帮助对学生课前的准备和课堂参与有积极的影响。这也是智利自治大学第一学期引入的创新做法的目标。创新做法包括：一、第一堂课上或之前就将每堂课清晰的大纲和可能涉及的话题发给学生；二、每堂课为学生布置特别的文章（鉴于学生没有适应延展性阅读作业，第一学期每篇不多于 1000 字），文章涉及要预习的基础知识（定义、概念或基础数据），目的是从课堂中获得最大的收获；三、每堂课以随机向一位学生口头提问开始，并按照回答的情况给分（以帮助学生养成预习的习惯）；四、口答之后，要求学生就预习材料问问题，或者读出他们不能理解的段落（提问中常常引出有趣的讨论）；五、教师使用课堂的剩余时间按照自己的喜好讲课；六、为课外阅读提供常用参考文献。
尽管学生不知道课前提问的准确答案，但是他们可以表明自己阅读过材料，这样仍然可以在回答问题时获得 60%的分数。试点工作显示，自从学生清楚地知道了解学习内容和学习的方法，用有效的方式复习学习材
料就更容易了。他们很快决定了自己需要专注的领域（如词汇或意义等）。这种自由方式强调了学生在学习中培养自主意识并增强对学习的责任心。
参与试点的教师也报告发现，学生的课堂参与变得更为积极。学生投票也显示，预习的阅读改进了他们的学习方式和效率。因此，2012 年 3 月启动了大规模推广。2012 年 1 月，156 门课程的教学大纲和材料（为第一
学期的 26 个专业课程所准备）已经为新生公布在大学网站上。各院系的院长、主任和教授已经参与到三个实践学期。这一创新做法很有希望彻底减少传统讲座课程的数量并将促进学生学习体验的改善。
为了减少人们的困惑，每个学期只会实施少数关键的改革。每一位学生在第一学期学习时需要（在前三周）每天需要向主管老师汇报课堂情况（以口头汇报和打分的形式）。之后，对于没有开展此类改革的教授，主管老师会与其谈话。这一创新做法将在今后的学期中连续使用。
2012 年 6 月底，学校将谨慎评估这一改革措施的影响。如果这一措施被证明获得成功，也希望能够让其他智利大学受益。在整个拉丁美洲，大学第一年的辍学率平均为 50%。在拉丁美洲大学，大概有一千万成绩欠佳的学生，他们缺乏必要的技能和知识。据估计，至少三分之一成绩欠佳的学生可以受益于这一低成本的改革措施并在其学术生涯中不断前进。
柬埔寨高等教育：次级学位？
David Ford
柬埔寨皇家金边大学（the Royal University of Phnom Penh）化学系讲师电子邮箱：ford.david@rupp.edu.kh
过去十年，柬埔寨的经济以 7%的增长率快速发展。同一时期，高等教育增长超过了 10 倍。现在，柬埔寨有 91 所高等院校，其
中 68 所大学和 23 所学院，其中 59%是私立
大学，在校生约 20 万。随着很多新院校和现有院校的分校在省会城市纷纷建立，入学机会大大改善。
挑战
尽管宏观经济情况相对较好，教育、青年和运动部（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Youth and Sport）也被立为优先部门，但这个部门也是唯一一个在过去五年中，财政预算份额连年下降的部门。柬埔寨高等教育占国家预算的比例较小（低于 1%），高等教育入学率在该地区也为最低（约 5%）的。所以，其高等教育部门正面临严峻的挑战。公立高校中的教师们仍然只能领取一份维持生计的薪水
（每月约 120 美元的基本工资），这强迫他们去私立学校寻找工作。私立和公立院校中，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低于 10%。事实上，政府并没有为科学研究安排财政经费，所以极少的大学开展科学研究，几乎所有大学都是以捐赠者为导向、由捐赠者资助的。事实上，政府也没有留学奖学金政策。即使是所谓的在本土高校就读的奖学金也只是在公立高校免学费而已，不包括生活津贴。高中毕业生中的奖学金分配比例也在不断降低。
最近来自主要捐赠者（世界银行、亚洲
开发银行、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等）的报告都指出，不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不论是内部还是外部，高等教育呈现低效率发展趋势。尽管入学率低，一些地区仍然出现能力不足的毕业生过剩的情况，而在一些人才需求较高的地区却出现技能供给不足。约 60%的学生学习商学、社会科学、法学，不足 25%的学生学习建筑学、教育学、医疗卫生、工学和硬科学。如果东南亚国家联盟到 2015 年成为经济共同体的愿景得以实现，柬埔寨大量毕业生失业和未充分就业的问题将引起什么社会后果？柬埔寨怎样才能在地区竞争呢？
体制问题背后的原因
高等教育与社会需求的脱节并不是新问题。第一所私立大学开学至今已经 15 年了，这期间柬埔寨的高等教育快速扩张和商业化，学生数量已经从 1997 年的约 1 万人增加
到现在的约 20 万人。然而，过去十年，管理机制、大学注册法令和柬埔寨认证委员会在应对新情况的时候并没有什么进步。可能人们是期望市场的力量可以自动改善质量，但是到目前为止，竞争只导致冲向底线的竞赛，学校通过降低学费、提供折扣和“免费 WiFi”等形式进行竞争。
缺乏规制造成高校林立，但是许多所谓的注册大学显然不能满足成为大学的技术要求。只有少数院校可以配得上“大学”的名号，其中有几所学校正在不断提高办学质量。
然而，在一些其他的学校，没有教师拥有获得认可的研究生学位，却有办博士教育的许可。尽管建立高校需要满足的资质法令从 2002 年就付诸实施，但是仍有许多大学缺乏合格的教师教学生，却还在拼命为学校课程做广告。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可能与高等教育高度政治化的特点有关：政治上有权有势的特权阶层不受国家法规的管束。
无效法规的后果
尽管阐明了原因，但类似经济危机的情况正在出现。持有无价值学位的大学毕业生正在形成“泡沫”。激烈的竞争让有风险的却具吸引力的教育产品在国内教育市场上出现，然而现实问题是：能否负担学费，这比学术能力更重要。结果，许多院校正在提供 “次级”学位，由于各种因素——包括选拔的学生能力差、教学的教师不合格、评估标准低、腐败等，这些学位几乎没有任何实际价值。一些具有吸引力的教育产品包括提供给那些没能通过大学入学考试学生就读的副学士学位项目和没有实验室及试验要求的科学课程。获得的学位更像是顺从于体制和一种庇护关系，而不是知识和技能的象征，学位更正确的叫法应该是收据。
当持有次级学位的毕业生尝试用学位去找工作却遭到拒绝时会发生什么呢？许多学生已经为无价值的学位投入了大量金钱，如果不能通过工作赢回教育投资的话，可能会感到不满。一些大学已经破产了，大学毕业生中广泛蔓延的失业和不充分就业现象已经被媒体报道出来。他们的不满什么时候、会以怎样的形式爆发出来还有待观察，但是其他国家却并不少前车之鉴，学生的不满最后导致社会动乱等。显然，政府对此漠不关心，这可能是因为政府不提供任何失业津贴，也
可能是因为 2006 年建立的新征兵制度，虽然还未实施，但是最终可能可以用来解决这些矛盾。另一方面，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谁会承受最终后果？肯定不会是学校的拥有者和立法者。
结论
由于缺乏有关高校的独立公开的信息，欲申请入学的学生不能在知情的情况下作选择，这为质量改进带来一些压力。许多大学拒绝为学生提供教师信息，更令人惊讶的是，极少有学生就这一点提出质疑。结果，由于没有掌握学校准确的公开信息，且对市场需求和教育质量又缺乏认识，许多学生依赖于道听途说选课，这样选的课并不适合自己，质量也不高。
因此，尽管柬埔寨政府已经将教育立为优先部门，高等教育却显然不是。原因可能与另一个体制问题有关：正如最新的报告提到的，问题在过去，如教学方法跟不上时代，不能激发学生思索和分析。一个越来越专制、对不同意见敏感的政府可能并不情愿鼓励一个促进批判思维的体制，对维持现状的兴趣更大。
越来越多的年轻毕业生相继回国，他们都受到外国奖学金资助，也体验过更有效的体制和不同的学习模式，他们为我们带来了一丝希望。这些毕业生不大可能接受陈旧的管理体制，更可能应用新的教学方法。一些人 应 聘 了 柬 埔 寨 认 证 委 员 会 （ the Accreditation Committee of Cambodia）的工作，已经成功评估了大学基础课程，并即将开始进行院校评估。随着这些年轻的高素质学者不断发展并不断晋升、获得影响力，顶层的保守势力逐渐退休，柬埔寨的高等教育可能会逐渐得到改善。